1992年冬季，满洲里口岸的货运站上，刺骨的寒风吹得人脸生疼。一列来自后贝加尔斯克的宽轨列车缓缓抵达，车厢内满载着严实油布包裹的金属设备。负责押运的俄罗斯军官裹着大衣，借着零下三十度的冷风抽烟，而中国接货人员则手握清单，逐一核对上面的项目。清单的描述模糊不清，列出“航空器材配件”、“地面雷达设备”、“发动机维修备件”等名目。在场的人当时也许并不清楚这些灰扑扑的箱子里到底隐藏着什么，谁又能料到，它们未来会被逐渐拆开和研究，最终变成中国的战斗机、雷达系统和导弹武器。那一年，俄罗斯独立刚刚不到一年，卢布贬值，工厂停摆，军队甚至无法发放工资；而中国的军工产业仍在为歼-8II的雷达和发动机的不足而奋斗。这种急需补充和换钱的状态，在寒冬之际悄然促成了一次历史性的交易。

1991年12月25日傍晚，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缓缓降下。对生活在莫斯科街头的普通市民而言，这一场景让人沉重，但相较于政治的变味，更关心的是温饱问题。商店的货架上空荡荡的，买面包的长队一再延长，军工企业的境况更为糟糕——国防订单几乎一夜间便消失无踪，设计局的工程师白天去开出租车，飞机制造厂的工人数月无法领取薪资。面对这一切，俄罗斯的新政府陷入一片混乱，急需作出回应。

1992年，叶戈尔·铁木罗维奇·盖达尔推行严苛的“休克疗法”，暴力放开价格并紧缩财政，导致通货膨胀达到惊人的两千五百个百分点。财政崩溃的局面使得军工体系成为了首当其冲被抛弃的负担。军队的订单降至苏联时期的十分之一，许多工厂停工，研究院所资金枯竭。在莫斯科郊外，一家飞机厂的苏-27机体静静地积着灰尘，机身上覆盖着一层防尘布，随后又被厚厚的雪覆盖。厂里的老专家只能在食堂用面包蘸盐充饥，这不是段子，而是当时许多设计局的真实写照。

在叶利钦的政府中，围绕是否出售现役装备进行了激烈争论。国防部人士担心损失家底，认为出售军备是失策；而外贸关系部则考虑工厂生存、工人粮食和获取硬通货的问题，认为不出口军火就没有经济来源。这场争论在1992年春夏基本有了结论：放宽军品出口限制，成立专门的武器出口机构，把库存、现役及半成品的装备统统上架出售。原本声名显赫的苏霍伊、米格、图波列夫等设计局突遭生存危机，厂里的领导也被召集讨论，一句“只要给钱，一切都可以谈”直白地摆出了交易的真相。T-72坦克、BMP步兵战车、S-300防空系统的早期型号，米格-29与苏-27的早期批次，皆被视为可售商品，曾经作为超级大国的军事财富，如今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。这不是因为这些装备不再值钱，而是卖家的迫切需求使然。

虽然俄方急于销售，但仍需找到能买得起、敢于购买，并了解商品的买家。此时，焦点转向北京。1992年春夏之交，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一间会议室里，数份清单张开在桌面上。上面列出的不仅是完整的武器型号，而是一系列难以翻译的俄文代号：AL-31F、RD-33、一种“甲虫”雷达及其他不全名的技术条目。虽然中国的军费有限，外汇储备也十分紧张，但中央政权判断出苏联解体后的市场机遇不会常在，因此必须抓住时机进行投资。军委和国防科工委协调，总参装备部和全国各军工集团各司其职，最终确定了“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创新”的发展战略。

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成为推动该项事务的关键人物之一，他曾在会议上坦率指出：不解决发动机的问题，飞机不过是个壳子。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参与整体布局，各工业部门各自开展对接。中方进口的目标从一开始便不是单纯的“武器”，而是“技术”。清单中列出苏-27战斗机、AL-31F涡扇发动机、S-300防空导弹系统、甲虫雷达、R-27和R-73空空导弹，以及部分地面装备技术。经过评估，虽然米格-29也被检查过，但因为它的起飞性能不符合中国空军的需求被放弃。

谈判过程艰辛，中方代表团在莫斯科零下二十度的宾馆中，逐项与俄方进行价格争辩。俄方坚持要求美元现汇，中方则需千方百计凑足外汇额度。一度，中方代表团被邀至莫斯科郊外机场观摩苏-27的飞行表演，飞行员普加乔夫驾驶飞机做出惊艳的“眼镜蛇机动”，机头急速抬升后又稳稳恢复平衡。此时在场的中方人员虽表面沉着，但内心波涛汹涌，更加意识到：这种飞机绝对值得购买，但仅凭此还不够，必须学习到制造飞机的知识。

1992年秋冬，首批合同大致敲定，文件上写下的不是武器名称，而是时间。中国的军工行业必须用最短的时间，弥补他国几十年走过的路。合同签署后，如何运送设备、拆卸与学习，才是真正的挑战。1992年末，首批装备用品陆续到达。某研究所的仓库被改建为临时实验室，一台AL-31F发动机安置在试车台上，旁边则是拆下的零件，每个零件上都贴有编号。科研人员手持卡尺与显微镜，逐寸观察，逐片分析。对那一代人而言，他们所做的工作充满了扎实而繁琐的努力。AL-31F的涡轮叶片上布满细密的冷却孔，这些孔的设计直接关系到叶片的耐温能力。由于没有图纸和工艺文件，科研人员只能通过反复的测绘和研究来摸索。